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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4年，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动荡年代，项英与陈毅两位革命先驱肩负起了一项关乎革命存亡的重要使命——守护党的宝贵经费。在南方游击战争的艰苦岁月里，他们不仅要与凶残的敌人周旋，还要应对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种种猜忌。那些装满金条的沉甸甸的包裹，不仅承载着革命的经济命脉，更考验着两位领导人的智慧与忠诚。在一次生死攸关的紧急会议上，项英和陈毅毅然决然地打开所有钱袋，用铿锵有力的话语向全体战士宣告：这些是党的财产，绝不能让它们落入反动派手中！他们守护的不仅是革命经费，更是在守护革命队伍的团结与信任，防止任何可能的分裂与猜疑侵蚀这支钢铁般的队伍。
展开剩余81%当红军主力北上长征后，项英和陈毅被委以留守南方继续领导革命斗争的重任。这项任命既是对他们卓越领导能力的认可，更是对他们革命忠诚度的最高信任。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恶劣环境下，如何妥善管理党的经费成为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。两位领导人创造性地采用了民主管理的方式，每一笔收支都经过集体讨论，账目完全公开透明。然而，当有人开始质疑他们腰间鼓鼓囊囊的私藏时，项英和陈毅立即召集全体指战员，将所有经费摊开在众人面前，详细说明每一分钱的用途：这些资金都是用来支持革命事业和部队发展的，如果我们不幸牺牲，也绝不能让它落入敌人手中！这番掷地有声的表白，让在场的每一位战士都深受感动，更加坚定了对领导人的信任。
在艰苦卓绝的反清剿斗争中，面对装备精良的国民党粤军和第四十六师的疯狂围剿，敌人妄图通过切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来彻底消灭革命火种。但项英和陈毅凭借对赣粤边地区复杂地形的熟悉和深厚的群众基础，指挥部队灵活机动战术，给来犯之敌以沉重打击。项英多次亲自率领精干小分队，神出鬼没地袭击敌人的保安团，这些漂亮的战斗不仅为游击队赢得了宝贵的生存空间，更为整个革命事业争取了至关重要的时间。
新四军的成立标志着项英和陈毅的革命生涯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。这支英雄部队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，其独特的双重领导体制更是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。与其他部队不同，新四军在组织上接受国共双重领导：军事上由叶挺和项英负责，而党内则由项英和陈毅主政。这种精妙的制度设计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灵活务实的组织才能。
作为新四军的灵魂人物，项英和陈毅既是运筹帷幄的统帅，又是冲锋陷阵的勇士。他们在战场上英勇无畏，在党内则展现出非凡的政治智慧。然而随着部队发展壮大，两位领导人在某些战略问题上也产生了分歧。历史资料显示，陈毅始终坚定不移地执行党中央的指示，特别是在执行五四指示时态度鲜明；而项英则在某些关键时刻表现出犹豫。这些分歧虽然一度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，但历史证明，正是这种思想碰撞促进了新四军的成长壮大，为其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项英和陈毅的领导风格各具特色。项英以沉稳坚毅、务实低调著称，在南方游击战争最困难的时期，他始终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，与陈毅一起推行民主管理，通过财务公开赢得了官兵的衷心拥戴。而陈毅则以豪爽直率、激情澎湃的个性闻名，他敢作敢为、勇于担当的作风使他在军中和党内的威望与日俱增。
在党的历史上，项英和陈毅都占有重要地位。项英作为新四军的主要创建者，在部队建设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；陈毅则作为党在军队中的代表，在政治工作方面贡献卓著。他们用自己对党的无限忠诚，推动着革命事业不断向前发展。
对项英和陈毅的历史评价历来众说纷纭。一方面，他们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革命原则，依靠人民群众，领导游击队取得了一系列辉煌胜利；另一方面，他们之间的分歧也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党内思想的多样性。
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时，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分局，任命项英为分局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，陈毅则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。中央交给他们的任务是：掩护主力红军转移，保卫中央苏区，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人，为将来反攻创造条件。
然而在反清剿初期，由于未能及时转变作战方式，继续采取阵地战打法，导致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遭受重大损失。直到1934年11月下旬，苏区中央分局才采纳陈毅的建议，全面转入游击战争，将部队集中到雩都南部进行整编，为突围作准备。
1935年2月，中共中央再次电示苏区中央分局，要求立即按照游击战争特点改变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。部队要以小游击队形式分散活动，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变。项英和陈毅坚决执行中央指示，带领游击队深入群众，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军事行动。
在长达三年的游击战争中，项英和陈毅始终保持清醒头脑，特别重视对敌军的瓦解工作。1934年11月，陈毅亲自起草的《告国民党军士兵书》产生了巨大影响，成功策动大批敌军士兵投诚，展现了强大的政治攻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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